乡村振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下中国乡村的具体实践，与国家现代化呈现出“同向而行”的发展的新趋势与特征。而许多主要是依靠外力推动的中国乡村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还需要面对物质和制度因素之外的种种张力与冲突。本文通过深入西南边疆D乡进行新媒介赋权乡村振兴行动实践，试图考察当现代化的新媒介技术嵌入到一个相对传统的社区时，与本地传统思想、观念之间所反映出来的张力关系。研究之后发现，D乡作为“直过区”的现实基础与现代化要求之间有着一个大跨度的“断层”，这种断层不仅表露在物质性层面，更内隐于观念与文化维度，从而形成一种现代性的“裂隙”。而表现为分配、交换等观念维度的“裂隙”，所指向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语境。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没有乡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直播电商作为助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不但可以盘活农副产品流通、赋能下沉市场消费，还有助于吸引人才返乡就业创业，推动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其促进效应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而持续提升。然而，由于我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直播电商在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任旧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障碍，这一点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D乡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属于典型的“直过区”和深度贫穷的地方。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D乡一直受到国家各项扶贫脱困政策的关照与扶持，并由此实现了一种“跨越式”的现代化发展，但它的这种“跨越式”发展并非源于自身内在的发展驱动力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是在国家的扶持下被迅速纳入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跨越式”地参与到现代性的国家再生产及话语体系中。

  对于D乡这样的“直过区”而言，直接过渡的主旋律是制度变革，而从早期的帮扶工作到后来的精准扶贫、再到当下的乡村振兴所指向的更多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制度方面的大跨步式变革并未同步性地带来该地区经济的繁荣，因为社会发育程度低、商品经济不发达、产业体系单一、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以及思想观念、市场之间的竞争意识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直过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面临重重阻碍。显然，D乡的“直过区”特性，导致其在主要由外力推动的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物质和制度层面之外的种种张力与冲突。

  然而，既往的新媒介赋权乡村振兴研究，虽然也有涉及新媒介技术与民间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相调适的问题，但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些表现在精神、观念层面的张力与冲突。于是，本研究通过多次深入D乡地区进行新媒介赋权乡村振兴实践，试图考察当现代化的新媒介技术嵌入到一个相对传统的社区时，与本地传统思想、观念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张力关系，并以此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一些回应与反思。

  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进程，现代化理论同样经历了一个从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再到后现代化理论的演化过程。起源于20世纪中叶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以韦伯（Max Weber）、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学者为代表，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韦伯强调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进程，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层制组织的发展，是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帕森斯则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框架，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系统逐步分化并整合的过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子系统的协调发展。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问题就在于，不仅忽视了非西方社会的特殊性，也未能最大限度地考虑全球化的复杂性，因此，它过于强调西方模式的普适性，从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特殊挑战。正如20世纪60年代后提出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阿明（Samir Amin）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展开的批评：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简单的现代化路径实现发展，因为它们一直处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经济上依赖发达国家。此后，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也强调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核心国家（即发达国家）通过剥削外围国家（即发展中国家）维持其经济优势。

  20世纪末，以贝尔（Daniel Bell）、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学者为代表的后现代化理论逐渐兴起，并关注后工业社会中知识经济、信息技术和文化多元性对现代化的影响。后现代化理论不仅认为知识和技术成为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还对现代社会中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进行了解构，从而在信息技术革命和文化多元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为我们理解和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现代化理论逐渐从单一西方模式转向多元路径，其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的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到自主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变。20世纪初，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理解主要受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当时，现代化被视为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的代名词，而这些特征多以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和德国）为典范。例如，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实业计划”，试图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中国的富强，但这一计划在实践中遇到了诸多挑战，反映了中国在早期现代化探索中的局限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结合自己的制度优势和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者罗荣渠也提出“多线式现代化”理论，反对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强调现代化路径的多样性和本土化。进入21世纪之后，习在多个场合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包括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现代化路径也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理论的成熟和自主建构，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经验，也为全球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现代化的诸多议题中，媒介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系无疑是重要的一对。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的载体，更被认为是社会结构重构和文化变迁的关键驱动力。

  “1958年，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的出版，率先把媒介、传播纳入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结构性因素范畴中，传播被认为是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此外，施拉姆（Wilbur Schramm）强调大众传播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工具性角色，罗杰斯（Everett Rogers）则通过创新扩散理论分析了传播对技术和社会变革的影响，而以“后工业社会”研究闻名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也认为，媒介（特别是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推动了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些研究都遵循着传播媒介促进现代化的理论范式，为我们理解媒介在发展中国家和乡村地区的社会进步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显然，媒介不仅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工具，也是现代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的快速的提升，媒介更是与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乃至于，媒介、传播与乡村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研究已慢慢的变成为中国本土传播学的一个热门领域。然而，传播媒介促进现代化的理论范式研究，基本遵循着一种固定的思维逻辑，即传播媒介与现代化天然地联系在一起，传播媒介的介入势必带来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但实际上，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快速的提升的当下，新媒介之于乡村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影响，已经由于乡村发展的多元路径和村民“主体性”而变得很复杂。例如，念鹏帆基于时隔16年对同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两次调查数据，发现传播媒介的接触对当地人的观念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媒介使用并不等同于观念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了一种统筹城乡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媒介新生态，在激活乡村社会多元主体自我赋能进行新媒体实践的同时，也推动着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但面对由新技术引发的媒介与社会生态变革，我们应该突破传统的媒介促进现代化理论范式，以深化对媒介现代化复杂过程的认识。

  具体到本研究所聚焦的新媒介赋权乡村振兴实践：直播电商作为一种基于现代商业逻辑的新媒介技术，由其所触发的经济行为天然地蕴含着现代社会所尊崇的运行规则和行为逻辑，而当这种现代化的新媒介技术和行为嵌入一个相对传统的社区时，其商业模式与运作机理必然与本地传统的商业、文化和价值观念产生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的张力与冲突。从逻辑上来讲，这种张力越大，赋权实现的难度也就越大。正如郭建斌所言，现代传媒进入中国的乡村社会、少数民族地区，是“嵌入式”的。媒介与其他的信息传播技术尽管强大，也应始终被视为在更广泛的社会和传播环境中使用的工具。作为技术物的媒介与其所嵌入的社会并非总是适配的，技术转移也不能全盘照搬，而是必须基于自身特色对其加以适应性改造。因此，考察“能动的使用者”及其所处的文化是题中应有之义。更进一步讲，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这是现代化运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与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在以往的媒介赋权乡村振兴的研究中，罕有涉及技术与社会的调适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张力与冲突——现代性的断裂问题。

  基于此，本研究着重思考的问题是：直播电商作为助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进入D乡之后，与本地传统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怎样的互动？这种互动在物质和制度因素之外，还会产生哪些表现在精神、观念层面的张力与冲突关系？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讨论这些张力关系的意义何在？

  独龙族，意为“石岩人”，是云南省人口最少的民族，总数不过7300余人。D乡属于典型的“直过区”，位于滇西北一隅，近60%的独龙人世居在狭长的河谷地带。本文的田野点位于D乡最上游的D村，“本地人”形容它是“独龙族原始民间传统文化保留最为完整的村落”。截至2022年，该村共164户、546人。其中，“三类人员”31户，共计79人,约占该村总人数的14.5%。

  “直过区”的特性、边远的地理位置和长期阻隔的交通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了D乡一直处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边缘地带。回顾D乡发展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D乡一直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极度缓慢，其人亦被视为“太古之民”；20世纪80年代，D乡首迎市场化浪潮，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内向型市场”；2014年，高黎贡山公路隧道贯通，D乡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驶入快车道；2018年年底，通过“整乡推进整族帮扶”，D乡群众摆脱了绝对贫困，完成“千年一跃”；如今，D乡全域已形成“南草果北灵芝＋特色畜禽养殖”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正通过乡村振兴迈向“更好的日子”。

  然而，在D乡“巩固脱贫成效、实施乡村振兴”的总结汇报中，其中一项存在的问题便是“特色产业商业化、产业化程度不高”；对应的建设规划是“完善乡村集市、边民互市、集镇夜市……做好乡村‘一码游’、产业运营公司、抖音及直播带货账号，培育直播、网店等新型销售方式，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新模式，加快农产品出村进城”。

  在客观条件上，D乡已经具备开展直播电商的门槛。草果是乡里的支柱产业，总种植培养面积达8万多亩（注：迪政当村除外），其他林下作物还包括灵芝、重楼和羊肚菌等。除此以外还有特色养殖业，例如独龙牛、独龙鸡等特色农副产品。近些年，我们还尝试与结对帮扶的上海企业一同打造“彩虹庭院”，让少数民族妇女在自家庭院织独龙毯。如何通过小小的电子设备屏幕帮助老乡把种的草果、织的独龙毯卖出去，是我们从始至终在思考的事情。（D乡副乡长CX，2023年8月4日）

  通过“整乡推进整族帮扶”，乡里的道路、水电、教育、医疗、住房等条件都得到了明显地改善。尤其是2014年，高黎贡山公路隧道贯通以后，进一步方便了独龙族同胞的出行，同时也加强了D乡内外的沟通与联系。2019年5月，云南省的第一个5G电话就是在D乡拨通的；到了2022年7月份，D乡的6个行政村也相继实现了5G网络全覆盖。（时任D乡党委书记HWB，2023年8月4日）

  通过光缆信号，D乡少数民族同胞再一次扩大信息半径，实现了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产业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加强和通信条件的改善，均为将“养在深山人未识”的优质农副产品、特色浓郁的手工艺品通过直播电商销售出去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2023年7月至2024年3月间，本研究团队先后两次进入D乡，以直播电商为载体，进行了一项新媒介赋权乡村振兴的行动研究。行动传播研究不仅追求“认识世界”，还致力于“改造世界”。因此，本研究在理论诉求之外，还预设了提高直播电商运营技巧、拓宽本地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完成农副产品生产与销售转型升级、实现增收致富等实践目标。

  为了胜任行动推动者这一角色，本研究建立了一个4人配置的基础型“新媒体培训直播团队”，开展了两期直播电商培训。培训采用理论讲解与实践指导相结合的形式，内容最重要的包含抖音直播电商发展指南、账号搭建与团队分工、短视频拍摄与剪辑、出镜者形象与技能、数据分析与直播复盘等。

  除参与式行动外，本研究还配合使用了访谈法，用于辅助田野中所察觉缺陷的验证和分析。访谈基于目的抽样（purposive sampling）来确定受访对象的基本类型，最重要的包含新媒体培训班参与人员、未参培但有志于从事直播电商的个人/企业（既包括事业单位性质的供销联社，也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电商直播从业人员、乡镇一级主管单位和县级有关部门、专业孵化机构这六类；访谈以半结构式（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进行，围绕D乡直播电商专业实践的意向、现状、有一定的问题和可能的改进之策等主题展开。

  2024年3月5日，本文的第二作者再次进入D村回访。此时，在当地政府和第三方孵化公司的介入下，专业直播间已经搭建完成，D乡乡村振兴数字新经济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中。不过，从村民一方来看，当初参加培训的村民几乎无一例外地回归到原来的生活轨道，有的仍然靠采挖草药、巡山补贴过活，有的则成为县文工团的一员，而他们账号所发布的内容或与直播电商无关，抑或直接断更。

  通过对D乡赋权行动的观察与分析，本文将由政策、市场、基础设施条件和平台等外部外因所导致的新媒介赋权障碍定义为“结构性困境”。具体而言，它包括政府开展的大规模直播电商培训，因其效率低下而导致当地有（小）网红而无（专业）主播；物流的短板则导致D乡与别的地方物流之于电子商务行业的提速降费效应相比，呈现为“加价减速”的反作用；此外，D乡的特色农产品在（抖音）平台难以取得销售资质认证，同时往往还需要缴纳高额保证金。

  例如，迪娜直播团队中有两人都参加过相关培训，但依然没有掌握短视频拍摄与剪辑的基本专业技能，没办法完成实操。对此，迪娜直言：

  一般都是讲课（理论讲解）。老师就跟我们讲要多拍一些短视频，这样才可以引流。短视频最好是配上音乐，不要拍太长，但到底怎么拍嘛是不讲的。比如远景、全景、中景、特写，这些都不讲，怎么配字幕也不讲。所以学完就完了嘛，还是不会呀，也没有直播过，更不要说带货了。（D村待业青年迪娜，2023年7月24日）

  在抖音开店要好多手续，像营业执照呀，食品许可证之类的，这个我们没，也不晓得咋个办。就算是这些都弄好了，对于普通村民来说，保证金也是交不起的嘛！（D村某农民专业合作社老板古路，2023年7月29日）

  我们在D村遇到的以上问题，对于全国各地乡村而言都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这也是郭建斌称之为的“乡村传播实现经济功能当中所遭遇的负面情境”。

  实际上，D乡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边境乡，这些年受到的国家各层面的关注和照顾不可谓不多，这从上至中央、下到地方的一系列发展规划、扶持计划中皆可窥见一斑。然而，现实情况是，尽管“国家向基层投放了大量的资源和政策,但是因为项目衔接困难、资源使用错配、群众不理解等问题,导致政策实施方案与村庄的发展实践不匹配”：

  我们这里的培训是不断的，什么内容的都有。像焊接、农产品种植、养蜂啥的，就连直播电商也是有的。老师们主要都是讲课嘛，有些还发教材。（D村村委会原主任YH，2023年7月30日）

  以D村为例，依照我们的调查，目前关于直播电商的相关资源支持和政策扶持大多分布在在直播电商运营培训，也即技术、知识赋能这一中间环节，而较少关涉供应链上游的产品端和下游的快递物流等配套设施。因此，上述“结构性困境”是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话题，特别是在实践与应用的层面，但鉴于这样一些问题更多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共性问题，以及本文篇幅限制和论述重心的关系，对此浅尝辄止，不再做过多展开。

  美国学者布莱克（C.E.Black）认为，正是由现代化的过程，产生了作为结果的现代性特征。而“现代性”概念最深的层面，是属于哲学的，属于哲学反思所把握的时代本质与精神。布莱克这段话的启发性在于：在结构之外，在制度性、物质性因素之外，由现代化过程所引发的更为抽象的、精神与哲学层面的“现代性”问题，或许对新媒介赋权过程有着重要的、至少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影响。

  回到本研究个案，前文所总结的结构性因素，无疑对新媒介赋权行动和赋权效果，很有重要的影响。但如果分析仅止步于此，似乎还不能深入解释我们在实际行动中遇到的所有情况，更无法完全解答由此而引发的种种张力问题。事实是，新媒介技术与民间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调适问题，尤其是种种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张力与冲突还没找到具有解释力的答案，而这又恰恰属于布莱克言及的哲学层面的“现代性”问题。

  吉登斯认为“断裂”是现代制度特有的属性，因此在其现代化理论中特别突出了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并将现代性视之为在这种断裂后建立起来的“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由于吉登斯基本上将现代性看作一种现代社会所独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断裂”的概念也就自然而然更多地指向制度的维度。本文在此借用了吉登斯“断裂”的概念并稍做改造，从而提出现代性的“裂隙”这一分析概念，一方面保留了现代化演变过程所蕴含的矛盾与张力意味，另一方面也对现代性所导致的“社会现实”与“观念现实”进行了区分，从而在内涵上指向精神、观念与哲学层面的现代性问题。

  具体到本研究中，现代性的“裂隙”用以阐释直播电商作为现代化的新媒介实践嵌入到D乡这一传统的少数民族社区后，在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观念与哲学层面的张力关系。通过行动研究，本文将其中较为典型的张力关系总结为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即分配观念的冲突和交换观念的冲突。

  直播电商既是一种新商业营销模式，也是一种新型商业业态。而新业态必然意味着需要新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与之适配。这本不足为奇，换言之，这种变化放在一般的市场环境中，或许只是一种营销模式和技术迭代的问题，但对于D乡村民而言，却面临着分配观念上的困扰，甚至需要伴随着一种现代商业契约精神的重建过程。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D乡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产业体系也以农业为主，所遵循的还是原始协作关系主导下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这一时期，当地的土地形态及其耕作制度可大致分为公社公有共耕制、伙有共耕制（即公社内部分成员的小型合作单位，独龙语称“夺木奢”）和少量的私有伙耕与私有私耕四种类型。不同公社虽略有差异，但大体趋同，土地“公有”和“共耕”是其基本特点，“私有”和“私耕”仅占极小份额。土地公有是因为当地还没有发展出较为完善的私有概念，共耕的劳作形式则是源于生产力低下和土地地力严重不足的双重作用。共出籽种、集体劳作的结果就是农作物收成的平均分配。粮食分配完成后，在更小的家庭基本单位，则实行主妇管仓和主妇分食制，不论年纪大小，不计工时长短和劳动力的强弱，所有食物人均一份。《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里还记载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在发放救济粮时，有区分地进行了重点救济，不过此举在村民们看来却有失公允，原因是这种分法不够绝对“平均”。可以说，平均分配的观念已经融入D乡村民的血液中。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原始平均主义的道德观念已经渗透到“直过民族”社会生活的所有的领域，甚至无需借助外部力量的强制约束。

  调研期间，我们曾对本地一个颇为知名的网红“都利”（化名）进行访谈，并记录了一场因分配观念冲突而引发的“罢工事件”：

  几年前，我承包了一个建设工程。一个人搞不赢嘛，我就找来一些村民共同合作，说是合作，实际上就是雇他们来完成我承包的项目。起初，大家相安无事，合作得还算愉快。后来，有个村民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得知了我承包工程的价格，还把它告诉了其他村民。结果，在工程还没做完的情况下，一部分村民就撂挑子中途退出了。因为这些村民都觉得，我从工程里赚得太多了，而给他们的报酬却很少。（D村村民都利，2023年8月2日）

  在这场风波中，双方都觉得十分委屈，村民评价都利“奸诈”“黑了心”“不道德”；而都利则认为村民们没有契约精神、不守信用，背叛了他。都利秉持的观点是，尽管他跟工友们都是乡亲，但自己作为“包工头”，不仅在工程上付出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还额外承担了一定的经济成本和潜在风险，风险与收益成正比是现代商业行为的基本规律、“多劳多得”更是无可争议的分配原则。

  都利之所以在访谈中提到这个事情，是想以此说明在本地做生意的不易：在一个相对传统的社会里，通行的市场化规则和商业观念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而实际上，此次罢工事件从表面上看是由利益分配不均所导致的龃龉，其实质却是原始协作的平均主义观念与市场体系下的多劳多得观念之间的冲突。在村民们的眼中，他们和都利是基于地缘，甚至血缘而形成的邻里乃至亲戚关系，双方互助协作共同完成一项工作，由此得来的收益由双方均分或趋向于均分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换言之，他们“不能马上接受有计划的分工和按劳取酬的办法”。而从都利的角度来讲，他和村民之间却是市场化的雇佣关系：村民加入了工程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双方实质上达成了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契约，如此一来，作为“老板”的自己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才是正确的分配方式。

  上述分析无意于评价涉事双方的孰是孰非，而是意在说明在D乡这一相对传统的社会中，现代契约意识虽已萌芽，但“身份意识”仍然很强，以致持有不同观念的村民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道德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剧烈碰撞。

  在社会生产的全部过程中，产品分配是通过交换实现的，交换从整体看来属于生产的要素。所以如果说分配观念涉及基本的现代经济原则，那么，商品交换观念则直指现代经济制度的核心。

  D乡人的商品交换观念与当地作为“直过区”的社会现实紧密关联。从历史发展来看，与别的地方相比，D乡的商业行为开始较晚，发展速度也稍慢。这是因为它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和手工业尚未完全分离，因而也就没有发展出商品性的生产行为，也没有专事交换的商人阶层出现，更没形成固定的地方性市场，以物易物的“一袋贝母换一匹布，一张兽皮换一块茶”的现象长期存在着。

  独龙族学者李金明曾详细的介绍了这种“物物交换”的商业形式，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原始的物物交换、等价的物物交换和不等价的物物交换。这三类交换方式都是以有易无，但根据与交易对象的亲疏远近，又存在着不同的交换比率。原始的物物交换主要发生在亲友之间，交换双方并不过多考虑物的价值，而是以建立友谊为旨归，只要彼此同意，即可达成交换，颇具原始互助的意味。这种朋友式的交换在独龙语中称为“布嫩牟”，此时交换行为中的“物”是本质上的“礼品”而非“商品”，交换的过程其实是一种“礼物的流动”，两种不同形态的物既可以是等价的，也可以是非等价的。换言之，在“布嫩牟”中，传统的价值规律是不起作用的。等价的物物交换，也即马克思所说的扩大形态的物物交换，这种交换大多发生在独龙族内部，交换双方需要衡量物的价值。在此情况下，就形成以铁刀、贝母和兽皮等为媒介物、以“盟”和“朗”为计量单位，进行定期结算的商业交换。在独龙族的原始商业活动中，朋友式的交换、等价或近似等价的物物交换占据着较大的比例。

  随着商业经济的逐步发展，其交易对象也由民族内部而拓展至外来商贩。应当承认，与外来商贩的贸易在客观上促进了独龙族商业观念的变化，包括同期引入了白银、银圆、半开（滇造银币，半圆一个）等稀有贵金属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遗憾的是，金属货币的引入并未进一步促进独龙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少独龙族同胞将其串成项链挂于胸前以作装饰。直到1953年12月，D乡区民族贸易中心商店才正式营业，这是该地区最早的现代商业机构。甚至到了2000年，我国互联网业务已发展了一段时间，部分媒体已开始试水电子商务这一新兴的商业形态，而此时处于祖国西南边陲的D乡却依然普遍上演着“用鸡蛋换茶饼”的剧情。

  我们在调研期间也发现，时至今日，一方面，除了K村（乡政府所在地）的菜市场与各类商店外，D乡仍然没有一点形式的集、街或圩等具有一定规模的定期/不定期的地方易市场；另一方面，即便是在K村主街上的商业机构，也难觅本地人的身影。

  D乡村民都比较害羞，不愿意做生意，觉得很难为情。你看乡上，有四川人开的酒店，丽江人开的快递代办点，也有来自曲靖的卖菜小贩，还有跑运输的甘肃司机。不能说没有做生意的D乡村民吧，但毕竟是少数。以前包括直到现在，乡政府鼓励老乡们开展贸易活动，给家家户户发放了蔬菜大棚，还拿出部分摊位供他们免费使用。但是大家都嫌不好意思，所以造成菜市场半数的摊位都闲置着。（D乡副乡长CX，2023年8月4日）

  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除了偏远闭塞的地理环境和交通因素之外，当地人羞于买卖的观念意识，也进一步阻碍了地方市场的形成与商品交换的发展。而这种“羞于买卖”并非像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民族性格的原因，是其不愿意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其深层原因还在于，现代商业观念与D乡村民传统的以物易物观念和道德观念之间有着冲突与矛盾。

  D乡村民长期以来奉行的是协作互助、团结友爱的道德观以及以物易物的交换观念，这种朴素的观念反映在现代商业交换活动中，就与基于供需变化、公平竞争、盈利需求等价值观念的现代商业交换观念无法完全适配，因此，随行就市的交换价值变化在他们看来往往是不可理解、不被接受的。

  这边的人跟外面的人不一样，有些道理跟他们讲不通。2018年底的时候，猪肉价格涨了挺多的，所以猪肉罐头（注：指午餐肉）也跟着涨了，原本进价是10块钱，我卖11。那涨价以后，我就加价1块钱，卖到12元一盒。村里人对此很不理解，发社交平台骂我，嫌我“赚得太多”。后来，我再去县城进货，村里的阿兹（奶奶）请我帮忙捎带100块钱的猪肉，我就找个借口拒绝了。这些人不看电视（注：指新闻），也不晓得物价高低，100块钱只能买这么一小疙瘩猪肉，她不理解，肯定是要骂我的嘛。（XX小卖部老板娘LYZ，2023年7月27日）

  事实上，商品的价值的随行就市，放在现代商业环境中并不难理解，但在D乡，除了信息闭塞、文化水平导致产生信息差这个原因之外，恐怕“羞于买卖”伦理以及传统的商品交换观念也是让类似事情变得复杂的重要原因。

  乡村社会就是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它将资本的运行逻辑和经济关系嵌套进整体性的乡村生活和伦理中。对此，赵月枝也做过类似的解释：“农村社会是整体性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没有分得那么开。在乡村社会，商业关系是嵌入到乡村社会中的，被看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D乡作为“直过区”的“过渡社会”属性，使之在市场理性已然侵入的同时，乡土理性尚未退场。于是，即便村民们部分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规则，在真正面对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行为和价值规律也会频频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既不是完全传统的“自然人”，也绝非彻底的现代“经济人”。

  “现代化”可谓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一场最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而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则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和非常关注的重大课题——在人类发展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发展中国家顺潮流而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稳步的增长、制度创新、社会转型和文化复兴，同时也实现了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的巨大跃升。这样的变革，无论是对现有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体系的反思，还是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而言，都意味着要回归到中国的现实语境。

  本研究团队在D乡进行的新媒介赋权行动，展示了我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首先，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部分像D乡一样偏远的乡村还远远没有完成现代化转型；其次，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存在多重路径，不仅呈现出有别于城市与发达地区的转型之路，也呈现出有别于城市与发达地区的矛盾、冲突与张力关系；最后，乡村的现代化转型除了要面对物质性、制度性阻障之外，还存在由现代化过程所引发的更为抽象的、精神与哲学层面的现代性问题。特别是像D乡这样的“直过区”的现实基础与现代化要求之间有着一个大跨度的“断层”，这种断层不仅表露在物质性层面，更内隐于观念与文化维度，从而形成本文所总结的“现代性的裂隙”。而表现为分配、交换等观念层面的“裂隙”所指向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语境。

  以中国为语境，“现代化”既是一个学术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作为政治概念，它被重新提炼并界定为“中国式现代化”，并试图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作为政治概念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强调中国特色和实际的同时，始终没有忽视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以及中国乡村的现代化问题：乡村及其振兴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下中国乡村的具体实践，与国家现代化呈现出“同向而行”的发展的新趋势与特征。

  而面对乡村现代化实践这个“富矿”，包括传播学在内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者，不仅需要投入更多关注与精力，更被期待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正如有学者所言：“未来中国乡村传播研究，与现代化紧密关联的发展传播学研究将再度成为一个理论热点。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已经远远超出了既往发展传播学理论能够解释的范围，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定实践，若进行深入研究，完全有可能建构起一套相对完整的中国发展传播学话语体系。”实际上，D乡案例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已经有所呈现，如D乡所经历的跨越式发展（或曰跨越式现代化）、“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发展模式”等，都是让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语境。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现代化过程总是与“现代性”密不可分。但诚如学者任剑涛所言，“现代性问题隐藏在现代化问题的背后，使得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社会运动的关注热情，远超于对于现代化社会加以反思的现代性问题的关注程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学界关于现代化及其在理念、思维、价值与行动等方面的关注和探讨日趋热烈。其中大多数讨论集中于现代化及现代性的内涵、表现及其所引发的危机与问题，也不乏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道路的实践反思。但总体上看，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特别是乡村现代化过程中有几率存在的种种冲突、矛盾与张力，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缺乏应有的反思和批判。

  如前所述，在一般意义上，现代化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有言：“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换言之，这也是吉登斯意义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现代与传统的“断裂”。然而，由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都会对其当下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现代化进程与其必然带来的断裂，将无法完全切断一个社会与自己文化传统的联系，特别是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思维、观念和习惯的影响（包括本文分析的分配与交换观念）。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周宪才将现代性从逻辑上区分为“社会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性”。

  再次回到D乡的案例加以审视，得到的启示是：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根植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而现代化的文化传承与断裂、社会现实与观念现实往往表现为一体两面、互为悖论的问题。此外，本文认为，这种“裂隙”最终涉及人的现代性问题。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Inkeles Alex）曾下过断语：“假如没有人的价值观念、心理素质与行为特征方面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人们是难以适应现代化的变化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在此，借用周宪关于现代性“社会与文化”的二分法，本文也将现代性分为“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性”两个方面。在我国乡村振兴大业中，物的现代化相对更容易实现，而在我们在解决了物的现代化之后，如果乡民的主体性意识没有觉醒，乡村的理性化和契约化的现代观念没形成，也即没有解决人的现代性问题，媒介很难成为现代化的载体，更无法填补由现代化进程带来的观念与文化裂隙。

  最后，在实践层面，本文虽未实现新媒介赋权乡村振兴的行动研究目标（想要取得计日程功的赋权效果，也是很不切实际的），但也指出了现实困境之所在。中国大多数乡村仍然处于“外生型”现代化发展状态。以直播电商研究为例，在D乡无论是铺设与直播电商相关的软硬件设备，还是教授直播电商知识和技能，皆非本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驱力使然，而是国家主导地区发展的硬性结果。所以，当政府、各种社会力量以乡村振兴为名对那些传统乡村地区实施帮扶行动之时，包括一些具体政策、资金或项目帮扶，一方面要意识到它们仍处于向现代转型的社会中，因此不是所有的商业行为都会完全遵循现代市场法则；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到这种转型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所存在着的观念与哲学层面的“裂隙”。否则，即便在乡村振兴上升到国家战略之际，也难以摆脱“运动式治理”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的征程上也将举步维艰。